中国红十字运动发展初期，福开森是一位起着关键作用的“洋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携手红十字会抗洪救灾

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美国传教士，出生于加拿大，自幼随家移居美国。1886年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当年便携新婚妻子来华传教，一待就是57年，直到1943年回国。

福开森多才多能，热心公益和文教事业，1888年任南京汇文书院（南京大学的前身）监督（校长），1896年加入盛宣怀创办的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并担任监院（相当于校长）。他还先后担任亚洲文会会长、上海《新闻报》经理，刘坤一、张之洞等清朝封疆大吏及民国北洋政府的顾问。毫无疑问，他是来华传教士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人物。

1910年，皖北、苏北遭受特大水灾的肆虐，灾民达数百万，嗷嗷待哺。1911年，皖北、苏北再次受灾。灾情之严重，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面对江皖沉灾，红十字会责无旁贷。中国红十字会实际主持人沈敦和与福开森联手，决定发起成立“华洋义赈会”，救助灾民。1910年12月12日，华洋义赈会在上海张园召开成立大会，推选出办事董事中西方人士各8名，西董由福开森等来自美、英、法、德、日5国人士组成，华董有沈敦和、朱葆三、任锡汾等。12月16日，华洋义赈会举行会议，推举沈敦和、福开森并列为会长。

在沈敦和、福开森共同主持下，华洋义赈会募集捐款，以工代赈，组织灾民修复基础设施，对淮河进行治理，大量灾民因得到劳动报酬而走出困境。美国红十字会也派遣工程师詹美生来华协助。同时红十字会派出甲乙丙丁4支医疗队前往灾区，救治疫病患者67500余人。

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首次救灾合作，成效显著。福开森自然成为焦点人物，清廷赐予二品顶戴，加以褒奖。

受聘顾问出席红十字国际大会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中国红十字会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1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承认。几个月后，第九届红十字国际大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中国红十字会受邀参加。留美学生监督黄鼎、驻美参赞容揆和驻美公使张荫棠分别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政府出席大会，福开森受聘为中国红十字会顾问前往美国出席大会。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首次“亮相”国际大会，格外引人注目。黄鼎宣读中国红十字会报告时，听众很多。黄鼎英文水平很高，“音声清亮，会众闻之，极深赞叹”。再加上沈敦和提供的中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图片悬挂会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福开森几次发言，特别具有针对性，如英国代表富尔理发表演说，强调红十字会战地救护本色，除此之外不要做其他善事。福开森进行驳斥，说红十字会在和平时期可以有很多善举，比如救灾救荒、社会救助等。福开森的意见，得到绝大多数与会代表的认同，“均以为平时红十字会亦应办理慈善事业”。这一理念一直传承下来，是中国红十字会对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一种贡献。

化解京沪矛盾达成“合并”目标

1912年9月29日，“天朗气清，风不扬波”。中国红十字会首届会员大会在上海英租界大马路议事厅隆重开幕。到会会员共计1352人，可谓盛况空前。会议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并推举英国按察使苏玛利、日本总领事有吉明、日本赤十字社外务顾问有贺长雄、尚贤堂监院李佳白和福开森为顾问。福开森的“顾问”身份再次得到确认。

首届会员大会还有一项重大成果值得备忘，就是通过了《京沪合并章程》（又称《中国红十字会合并条议》），化解了京会、沪会之间的隔膜，实现了“合并”。这与福开森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原来，1910年2月27日盛宣怀成为钦定的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后不久，竟将中国红十字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6月5日，“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关防（大印）正式启用。中国红十字会一夜之间变成了大清红十字会，总会也要移设京城。当时在上海负责中国红十字会具体事务的沈敦和对此无法容忍。京会、沪会矛盾由此生成，各行其是。辛亥革命中，沈敦和在沪组织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与继任会长吕海寰在京组织的中国红十字会，互不统属，各自开展救援行动。在出席第九届红十字国际大会问题上，双方各自选派代表。这种局面，实在不利于红十字事业的发展。

红十字国际大会结束后，京沪双方就合并问题进行磋商，福开森作为京会的总代表，与沈敦和面商一切，并在首届会员大会召开前10天，即9月19日，沈敦和、福开森在上海达成《中国红十字会合并条议》12款，包括总会设于首都，总办事处设于上海；聘请袁世凯总统、黎元洪副总统为名誉总裁；公请吕海寰为正会长，福开森为顾问官，冯恩崐为秘书长，驻总会；公请沈敦和为副会长，常驻上海管理会务；设立常议会，以副会长为领袖，管理一切会务；10月举行“统一”大会，建章立制，规范地方红十字事业健康发展等。中国红十字会体制机制得以确立下来。

“合并”的实现，矛盾的化解，自然有利于红十字事业的协调发展。作为顾问官的福开森，可谓功不可没。